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对这个判断，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明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如果说发展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的主题，那么“十二五”将是实现转型的关键5年。总体上，“十二五”仍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经济可以大有作为的5年；但就决策层而言，应更多关注转型之紧迫及转型之艰难，从而需要非凡的勇气与魄力来推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使转型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国内形势看，“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快的发展。一是劳动力优势。尽管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但“十二五”期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仍不会消失。二是资本优势。未来5年高储蓄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仍然有充裕的资本供给。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如果说过去30年，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那么“十二五”以及未来的更长时间，城市化将是主力。四是市场化不断推进，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会使经济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从国际形势看，尽管遭遇到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发展出现曲折，但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受到危机冲击，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呈现出不同步的情况，二者的相对力量也在发生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按购买力平价，到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比重将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这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中国可以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治理与区域性的合作，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之相应地，中国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逐步改变全球的货币体系，这些无疑都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十二五”期间，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
　　首先，政府要转型，特别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政府转型是指要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当前来讲，紧迫的任务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首先，政府性驱动不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对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直接效果明显，但会带来财政风险。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承担。比如这次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第三，政府性驱动还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高，寻租腐败等问题。
　　其次，改变政绩评价体系。目前对于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还是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率。尽管加上节能减排指标，但还不足以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值得指出的是，即便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发展、经济转型，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又面临着“速度不减，指标不降，排名不跌”的挑战，使实质性的转型很难推进。因此，只有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考虑更多的社会性指标（比如居民收入增长率，就业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环保水平等），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绩评价体系，从而转变地方政府行为。
　　第三，更加注重发挥价格、财税机制的作用。发展方式转型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在掌握大方向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价格信号与财税激励的作用。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上不会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只有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使地方财政有新的支撑，缓解地方财力、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才不会出现地方单纯依赖土地财政、畸形发展房地产的问题。另外从根本上，只有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价格信号才可能更加准确，从而更好地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供给的效率。
　　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改革来实现或保障。所以，“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变危机为改革的重要契机。关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与答案都有了，现在需要的是非凡的勇气与魄力！（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