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７日电  诸多证据和迹象显示，在全球率先复苏的中国经济正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新的多重严峻挑战。预料这个位列全球三甲的开放型新兴经济体将主动灵活应变，以防范重大挑战、化解潜在风险，确保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  

    最新、最大的外部挑战是，美联储日前推出的总额达６０００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它无疑会进一步加重美元发行的泛滥程度，为仍处羸弱中的世界经济又抹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热钱冲击、资产泡沫、通货膨胀、汇率争端、贸易摩擦等等，都位列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很可能产生的全球性恶果的名单。美国的第一轮量化宽松释放出至少１．７万亿美元的流动性。  

    驻北京的经济学家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不受其任何影响而“独善其身”，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将深受其害。  

    １０月出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报告》指出，若发达国家１％的资产外移至新兴市场国家，就会带动约５０００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后者，这比２００７年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吸收的４２４０亿美元外资总额还要大，“热钱”吹大资产泡沫将无法避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指出，可以说，国际货币金融环境正在进一步恶化。由于当前对外依存度高达６０％以上，动荡的外部环境、汇率水平和国际市场价格显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极为不利。  

    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以及中国的生产成本，今后极可能被推高，而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上升，千方百计寻找获利机会的“热钱”也会加速涌入，中国稳定国内物价、抑制通胀势头的难度正在加大，从而挑战中国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  
    在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后，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应声上涨，结算价触及两年高位；纽交所黄金期货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商品价格也全线收高，９大上市商品主力合约收盘均出现了涨停，棉花、白糖、石化类及油脂类等商品价格也均大幅上扬。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副研究员杨斌警告说，目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不稳定，二次探底的风险犹存，美国滥发货币的做法除了给各国带来输入型通胀外，还有可能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型通胀甚至崩溃型通胀的深渊。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半年左右的传导期，其影响一旦从企业生产蔓延到日常消费领域，物价上涨势必过快，出现消费萎缩，最终影响企业生产，重创实体经济。”他说。  

   除了向世界输出通胀外，美国的量化宽松还将推动美元进一步贬值，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货币构成升值压力。２００１年以来，美元已经累计贬值了３１％。另外，中国等国拥有的美元外汇资产也将遭到严重“稀释”。  

    杨斌指出，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实质是“有意识的”滥发货币，是典型的人为操纵汇率，促使美元大幅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并使各国美元外汇资产缩水以化解美国的天量外债。当前美国海外债务余额达１３万亿美元，占其ＧＤＰ的９０％以上。  
    美国滥发货币还将严重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面临热钱压力正在空前积聚，只能收紧资本项目，这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背道而驰。  

    除了美国滥发货币的外部挑战，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又出现了新的恶化，爱尔兰的主权信用评级面临调低风险，并很可能步希腊后尘，成为新一轮欧洲债务危机的“燃点”。这使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更加不确定。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其房地产泡沫破裂，爱尔兰金融体系严重不稳。９月底，爱尔兰政府宣布，救助本国五大银行可能耗资５００亿欧元，预计今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ＧＤＰ的３２％，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希腊，高居欧盟榜首。  

    而欧元区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存在严重的债务和财政问题，预算赤字占ＧＤＰ比重均严重超出欧盟规定的３％上限。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被惠誉下调至ＡＡ－，前景被定为负面，成为继希腊之后又一个信誉受损国。  

    英国和日本政府的债务问题也不容乐观。目前英国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超过１２％，公共部门净债务总额达到８４８５亿英镑，相当于ＧＤＰ的５９．９％。去年日本的主权债务规模则是ＧＤＰ的２０１％。  

    尽管中国今年前１０个月的出口量已超过去年全年，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外部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形成，国际市场需求难以实现较大扩容，中国出口将受到严重削弱，而从长期来看，中国向“零顺差”转变的趋势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目标。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一季度，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就达１９起，涉案金额同比增长达９３．５％。  

    今夏，欧盟针对中国数据卡同时发起反倾销及保障措施调查，涉案金额约４１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中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所谓贸易救济调查。欧盟贸易委员德古特最近还表示，欧盟有必要考虑阻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政府采购项目。  

    １０月份，美国先后宣布启动对中国涉及清洁能源的法律、政策和做法进行“３０１调查”，并对中国产的特殊铝制品征收５９．３１％的“惩罚性关税”。  

    另外，还有来自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大量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正在加紧推进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表示，美欧必须为自己的经济疲软寻找一个外部原因，于是便把中国当做“替罪羊”，在人民币汇率、贸易等问题上有失理性地大肆攻击，这实际上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了。  

   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部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今年以来，中国诸多农产品成为“游资”疯狂炒作的目标，价格轮番出现上涨。流动性过剩的形势严峻。分析人士指出，必须对流动性过剩进行有效控制，以防通胀风险的范围和程度持续扩大、加深。  

    官方数据表明，１０月ＣＰＩ年内首次突破４％同比上涨４．４％，创下２４个月来新高；截至１０月末，中国广义货币（Ｍ２）同比增长１９．３％，狭义货币（Ｍ１）同比增长２２．１％。  

    分析人士预料，防控日益严峻的通胀压力将被放在现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更靠前位置，中国政府将打出更多的政策“组合拳”，而货币政策逐步收紧也是大势所趋。  

    预料，中国有关部门将严格区分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的货币流动，以严防热钱的冲击，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为热钱设立专门账户，对资本项目下资金收取准备金，加强对结汇和售汇等各环节的管制等等。  

    中国还将继续改善外汇储备的使用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并及时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调整外汇的结构，以最大限度规避外汇资产面临的安全风险。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到了必须转变的关口”。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ＡＰＥＣ领导人横滨非正式会议上讲话指出，应推动平衡增长、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创新增长和安全增长。  

    当前，中国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增长方式粗放；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消费率偏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许多核心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在生产率、投资、消费、金融、资源、产业、贸易等诸多具体领域，中国经济都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中国的消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过低，消费率从２０００年的６２．３％持续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８．６％，低于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  

    以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但是，这意味着中国投资率提高的空间已经不大，未来经济增长势必更加依赖生产率的提升，需要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增长向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方向发展。  

    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的低工资、高投资率、高贸易顺差、低消费率的特点更为明显，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日趋成熟以及廉价劳动力等原有优势的逐渐丧失，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越来越面临挑战。  

    预料，自“十二五”开始，中国将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的方式及比重将发生质的转变。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劳动力工资增长的要求趋强，以及碳减排的全球共同行动约束，“中国工业品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将趋于弱化。  

    分析人士表示，未来数年内，中国必须努力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全方位调整，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认为，中国今后应探索一种与工业化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在需求、供给、增长、配置、思维和改革六个方面进行全面转变。  

    例如在需求方面，非物质性需求要逐渐增加，一般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求提高文化和精神附加值，提高服务业比重；在配置方面，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应统一配置；在增长速度方面，注重经济、环境、自然和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发展，增速指标适度调低。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十二五”时期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将“科学发展”作为主题纳入五年规划，并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五年规划的主线，还首次将“扩大内需”单独成章加以强调。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也将是未来数年内中国经济的主要改革方面。  

    经济学家们说，根据历史的经验，所有从中游国家向富国转型的经济体，都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中国能否摆脱这一“宿命”，取决于中国能否处理好所面临的各种内外风险和挑战。 

    来源：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