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改革转型中，政府要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市场能做的、愿意做的，要坚决放给市场做。 本报记者 刘慧 很多人一直认为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事，政府理应大包大揽，要管规划、管投资、管建设、管运营，常常由不同的部门和机构分别执行。这种垄断、分散、分治的治理模式，自然带来供给不足、单调和效率不高等问题，一些城市上学难、看病难问题突出且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新一轮改革转型中，政府要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市场能做的、愿意做的，要坚决放给市场做。”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在“2017中国PPP投资创新论坛”上表示，在此背景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会同其他部门把PPP从过去简单作为政府的一种市场化投融资手段，全面提升为一项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供给体制机制变革，核心是放宽准入、打破垄断、引进竞争、鼓励创新、增加新动能。PPP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 中国的PPP实践起自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个PPP项目是引进外资项目，主要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投资资金短缺的问题。焦小平称，当前，集法律、政策、指南、合同、标准五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PPP大市场格局初步形成。截至2017年6月底，财政部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已收录项目1.3万个，计划投资额16.3万亿元，已落地项目投资额3.3万亿元，覆盖19个行业。从规模、广度、深度和影响力来讲，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PPP市场。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政府与市场合作改革，PPP改革直接间接地促进了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等改革，牵引示范作用明显。焦小平表示，但当前PPP市场面临两大风险。 其一，不规范操作带来的风险。部分地方政府依然把PPP当做简单的融资手段，违反《预算法》，风险分配机制形同虚设。 其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管理不严带来的风险。PPP是一项积极财政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度的。在PPP制度设计中，对财政支出责任有10%的总量控制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变相逃避管理。为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财政部联合相关部委下发了50号文和87号文，坚决防止出现新的债务风险。国家对《预算法》的维护，对金融风险防控的态度是坚定的，而且力度会越来越大。 对于PPP改革的下一步重点工作，焦小平表示，物有所值的评估方法已成为国际上政府采购政策的主流趋势。如果PPP法规政策中没有物有所值这一项评价，说明PPP改革还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没把经济发展和投资的质量和效率放在第一位。要推动经济提质增效，不管是政府侧还是市场侧，都需要新的机制、政策和工具来操作和评估。 在他看来，要细化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工作，其承担着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重任。合同是PPP项目管理的基础和基石，是规范约束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权利义务的最基本的法律文件，双方都要有法治规矩、契约意识。在PPP模式治理架构中，民商法是基础，政府方首先是合同的一方，应该带头遵法履约。 焦小平认为，必须坚持绩效付费。如果不能做到绩效付费，就不能把社会资本在合同中的责任与权利相匹配，就不能从机制上解决“豆腐渣”、超预算等问题，全生命周期管理也成了一句空话。做好公开透明管理，在PPP项目管理中要倡导全过程公开，除了国家机密和依法不能公开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要把规划、实施方案、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采购活动、合同、绩效付费标准等逐步全部公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