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中国宏观调控再次面临走“钢丝”境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宏调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来调整力度和方向，特别是要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
　　2010年年中，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复杂性愈发显现。外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内部，经济领先指标显现放缓迹象。宏观调控再次走上“钢丝”，对其技巧和灵活性的要求前所未有。
　　“我认为对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当前应把宏观调控的主要力度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争取今年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表示。
　　郑新立认为，为了促进中国目前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三个方面亟待突破：一是调整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使得消费高一些、投资低一些；二是积极发展服务业；三是加大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
　　“只要调控措施得当，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根据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完全可以继续保持高增长的良好势头。”郑新立说。

　　不担心“二次探底”
　　《财经国家周刊》：5月的经济指标一公布，对于经济放缓，甚至出现“二次探底”的担心变得多起来，与一季度的普遍乐观形成明显反差。你怎么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宏观调控应该如何应对？
　　郑新立：从目前看，尽管今年保增长的压力小了，但还是要维护经济平稳向好的势头。对于“二次探底”的担心，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
　　前一段时间国务院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就是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出现，现在见到效果了，这符合宏观调控的方向。尽管房地产调控对经济增长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
　　今年的宏观调控要拿捏好，难点在于根据经济运行情况来适时调整调控的力度和方向：既要使需求对经济增长保持较强的拉动能力，实现8%以上的增长，同时又要避免出现局部、个别产业的过热。把新增投资用到发展方式转变上来，用到拉动产业升级上来，为消费创造好的环境，从而使经济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来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怎样看待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郑新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目前难以下一个准确判断，最近美国一些经济学家预测，这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新一轮冲击波，可能在10月份爆发。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
　　不过，欧洲问题对我们出口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尽管其经济困难可能导致对中国出口吸纳能力减少，但从去年以来，我们大力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出口额增长很快。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金砖四国之间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可以弥补对欧出口缓慢的影响。

　　低通胀、高增长还能持续
　　《财经国家周刊》：5月份CPI同比上涨3.1%，已经高于年初政府定下的3%的目标。而随着最近全国不少省市上调最低工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未来通胀的压力逐步显现。你怎么判断今后一段时期的通胀走势？
　　郑新立：我判断，今年全年通胀能控制在3%左右，可能突破一点，但不会很多。而且一般来讲，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CPI低于5%是在合理区间，最理想是3%。
　　中国出现恶性通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原因是市场供求的弹性协调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只要采取正确调控措施，通过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中国经济还可以再赢得低通胀、高增长，好的势头还能持续。
　　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问题，尽管对物价上涨构成一定压力，但首先要看到的是，这给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改善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带来了动力和压力。同时，企业员工收入的增加，还有利于从需求角度拉动经济增长。无论从宏观、还是企业自身发展来看，其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
　　相比较而言，我认为，最大的担心还是资产价格的上涨。目前流动性过剩问题仍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消费品(汽车、家电、农产品等)由于供求间互相制衡的局面，价格不可能长期上涨，但流动性过剩会冲击资产价格。
　　应把过剩资金引导到资本市场，尽快把中国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把资金引导到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领域上来，引导到第三产业上来，引导到公共服务领域上来，通过资本市场资源的配置，加快结构优化。

　　发展服务业和自主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你一再强调，宏观调控接下来要把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方面，是否能详细阐述今后应主要在哪些方面推进调结构？
　　郑新立：有三大方面。
　　第一是调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今年要控制新开工项目，尽可能使已开工项目投产见效益，同时把带动经济增长的热点转移到消费上面。我的想法是，用3~5年时间使居民消费率从现在的35%提高到50%，增加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以此鼓励消费。这涉及到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希望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尽快出台。
　　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争取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第三，加大对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这样明后年的经济增长会更主动些。
　　《财经国家周刊》：上述这三个重点领域，要具体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手段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我们已经提了很久，但具体的突破口在哪里？
　　郑新立：首先要运用好分配杠杆：一是税收；二是财政转移支付；三是打破垄断，允许社会资金进入，让更多人分享垄断利润，让社会资源能够合理分配。
　　其次，建立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包括财政体制、税收体制和金融政策，以及对地方政府和干部、企业的考核标准，等等。
　　再次，应通过对海外投资打破资源能源瓶颈，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引进技术人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造出口需求。
　　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我认为，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便是很好的突破口。新36条的其中一条：允许社会资金发起、兴办一些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各种贷款机构。这是体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将会是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以至整个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第三产业滞后，民营企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而鼓励群众创业，最大的瓶颈是小额贷款，缺乏资金支持，我们迫切需要发展小型金融机构。
　　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这种金融机构迅速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群众性创业活动随之就能很快活跃起来，民间的经济活力就可以被激发出来，这是中国未来10-20年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但还需要上述文件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地方需要落实实施细则。

　　改革重点在社会领域
　　《财经国家周刊》：5月底国家发布了《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你认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郑新立：应把改革重点放在社会领域。目前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主要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三块。
　　如果说一般商品的供求关系基本是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那么，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些公共产品总体上是供不应求的。而供给不足的原因在于投入不足，投入不足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社会资金无法进入。
　　但社会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还要复杂些，必须根据各行业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政策。既要避免这类产品的价格过度提高，又要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保证社会资金和财政资金共同增加投入，或者运用财政资金去引导社会资金增加社会事业投入，增加供给，从而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